“均”与“寡”阶段性变动下中国居民公平感的变迁-beat365官方app最新版-beat365官方app最新版-365比分下载-36365线路检测中心

习近平在2017和2018年先后讲到, “放眼世界, 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当前, 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 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大变局往往意味着重大发展机遇, 同时也面临重大挑战。如何赢得机遇实现更好的发展, 如何“化危为机”, 是当下中国必须解决的难题。中华文明是世界唯一以国家形态传承不中断的古老文明, 在许多历史关头能够通过不断的变革而应对危机。近40年来, 改革开放带来中国快速的发展, 但中国崛起除了遇到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竭力遏制, 新冠疫情常态化带来大量经济社会问题等外在阻力外, 社会发展也存在内在的制约因素, 其中包括贫富差距加大带来的社会不公平等问题。这是新发展阶段的危机之一, 但这样的危机与传染病爆发、空气污染等风险不同, 是人们社会心态变化带来的危机, 应对这种危机需要对风险做风险预判。居安思危是中国应对风险的哲学, 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中国人一次次化解风险, 临危求变, 以智慧赢得社会发展。千百年来中国人追求富裕的努力从未停止, 同时, 防范主观风险的意识也没有放松过。孔子在《论语·季氏》中曾说, “有国有家者, 不患寡而患不均, 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 和无寡, 安无倾”, 这成为后世历代统治者消除社会不公平的准则, 也成为主观风险的警示。当前, 在消除绝对贫困后, 贫富差距加大使得社会张力不断加大, 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如何消除不公平感危机?应该说共同富裕政策的提出在一定意义上是面对这一危机, 但共同富裕并非“均富”, 贫富差距依然存在, 这一目标除了客观的社会经济指标外, 更重要的是主观的社会心理尺度, 取决于人们对“共同富裕”与“均富”差异的理解。因此, 了解不同历史时期人们的公平感受及其演变规律就显得很重要, 成为共同富裕目标实现在社会心理意义上的政策支点。

1 文献回顾

1.1 公平感及相关概念

社会公平体现了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 是衡量社会进步的重要尺度(李迎生, 2019), 实现公平、正义是民众的需要, 也是社会治理的目标。公平、正义是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的重要议题, 相关的概念还有平等、公正等。平等(equality)指人们享有同等的人格、基础资源、基本权利、重要能力和社会地位无差别的结果或状态, 是拥有“社会基本品”的平等。按照罗尔斯的观点, 公平与正义是不可分割的, 公平(fairness)就是按照相同的原则分配公共权利和社会资源, 将平等的结果和公平的程序完美结合起来的理想状态便是社会正义(俞可平, 2017)。

社会公平要求确立一套分配资源和权利的客观标准和程序(俞可平, 2017), 但公平感是民众对社会公平程度的主观评价。不同的学者在讨论公平感时存在差异, 有的理解为是对公平的感知(sense of fairness) (Messé & Watts, 1983; 刘欣, 胡安宁, 2016; 郑雄飞, 黄一倬, 2020), 有的理解为是对公正的感知(sense of justice, perceived social justice, perception of social justice, justice perceptions) (胡小勇等, 2016; 薛洁, 2007), 有的理解为是对平等的感知(perception of equality) (栗治强, 王毅杰, 2014; 李路路等, 2012)。本文的公平感指的是对社会总体平等状况的感受(sense of fairness)。

1.2 社会变迁与公平感

社会学家什托姆普卡认为不同的社会过程因其时代、社会事件等不同而表现为不同的社会变迁形态,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可以考察其是否有发展和进步(彼得·什托姆普卡, 1993/2011), 社会进步意味着社会应该表现得更加公平。一些学者认为西方社会的经济发展没有带来相应的社会进步, 是一种“扭曲的发展”, 典型的表现是收入和财富分配严重偏斜(詹姆斯·米奇利, 1995/2009), 而经济不平等被称为“一种危险且不断增长的不平等” (沙伊德尔, 2018/2019)。国家之间、地区之间、不同群体之间都存在不平等, 除了通过个人财富外, 教育程度、个人权利等也体现出不平等, 不平等引发了诸多社会和心理健康问题, 消除不平等是全球面临的难题。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的贫富差距也在不断扩大, 已经超过了基尼系数的警戒线(葛和平, 吴福象, 2019; 吴忠民, 2005; 孙立平, 2007)。随社会变迁而来的公平问题是社会治理不得不面对的严峻挑战, “十四五”规划中明确提出“共同富裕”是新发展阶段的目标(王灵桂, 2021), 共同富裕的推进将直接面对这一世界难题。“共同富裕”以经济、社会的客观指标来衡量, 更重要的是受国民公平感受的影响。

几千年中国文化有“均贫富”的平均主义心态(陆震, 1996; 王晓青, 2013), 是中国历史上的一种独特的社会正义。传统的公平观念被概括为“不患寡而患不均” (张志学, 2006; 周钦等, 2018)。陆震认为“均贫富”是中国历史传统中很古老的平均主义思想, “均贫富”并非人人均等, 而是在等级内部的“均贫富”, 是建立在一定的社会阶级差别之上的等级平均主义。何蓉考察了中国历史上“均”的含义与社会正义观念的关系, 发现先秦时期“均”是明确的等级秩序, 贵贱高低不同所得惠利、所负义务有所不同(何蓉, 2014)。孔子在《论语﹒季氏》中曾说, “有国有家者, 不患寡而患不均, 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 和无寡, 安无倾”。与孔子的思想类似, 孟子思想中的“均”也并非绝对平均, 而是在既定等级秩序下的整体上的合理、有度。但社会下层中一直存在实现绝对平均主义的愿望, 从唐朝中后期开始, “均”在社会思想和社会运动中变得显著起来, 农民运动的口号与纲领中出现了均分财富与土地的要求。历代农民起义中许多是以“均贫富”的绝对平均主义为主张唤起民众参与的, 如北宋王小波的“吾疾贫富不均, 今为汝均之!”, 明朝李自成起义喊出“等贵贱, 均田免粮”的口号(张宜民, 2020)。“均贫富”观念与佛教传入中原有关, 佛教带来了超出人伦秩序的平等观念, 促成了唐宋以后中国社会的平等思想。因缺乏权利意识的平等而表现为追求财富平均分配的理想, 形成了对于等级、差异的道德义愤, 对于等级制度的破坏冲动(何蓉, 2014)。 “均贫富”的含义也从关注人伦秩序、社会团结变为强调分配结果的平均主义的理想的中国特有的稳定的社会心态结构, 所包含的社会心智或精神气质已经深深地植根于中国的文化与大众心态之中(何蓉, 2014)。不同历史时期, 根植社会中的这种“均贫富”心态成为社会变革的动力, 也成为各个时期的社会风险。不同时期的统治者和管理者都意识到“不均”的危机, 在“均富”无法实现的情况下, 努力避免“不均”, 而“寡”成为可接受的了, 于是中国历史的变革都是在“寡”的背景下去求“均”, 多数时期由于社会成员多数为“寡”, “不均”就没有那么突出, 社会主观危机并不凸显。

但从上个世纪初开始, 中国社会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变化, 这些变化反映在“寡”与“均”的显著变化上, 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独特的发展路径使“寡”与“均”的特质发生了快速的阶段性变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 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残酷统治和长期战争, 使中国社会经济十分落后, 人民生活极端困难(于昆, 2014), 广大民众仍处于“寡”的状态; 新中国成立后到1952年底是国民经济恢复时期, 首先实行了新民主主义(陈文通, 2021), 之后的社会主义制度推进了社会财富平均分配。直到人民公社制度下实行“平均主义”, 人和人之间的地位和财富差距极大地缩小, 实现了真正的“均”, 从“寡”且“不均”到生活有所改善后的“均”的状态; 但是长期的平均主义分配模式阻碍了社会生产(张志学, 2006), 到文化大革命结束, 人民生活水平下降, 国民经济陷入崩溃的边缘(陈东林, 2008), 典型“均”的状态下表现新的危机, 民众生存危机严重。为了化解这种危机,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市场经济, 打破了“大锅饭”, 提倡引入竞争机制。并明确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不均”的社会政策, 但长远的目标是逐渐实现共同富裕。之后, 国家经济长期高速增长, 一方面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 另一方面贫富差距却不断扩大, 呈现出逐渐“不寡”但“不均”的模式。在短短的20多年的时间里, 中国已经从一个平均主义盛行的国家, 转变为贫富差距扩大、收入差距超过国际上中等不平等程度的国家(吴忠民, 2005)。到2020年中国全面实现脱贫, 标志着真正达到了“不寡”的社会状态, 但“不均”的程度更加严重。在这样的主观危机下, 政府确定的未来社会的目标是推动共同富裕, 通过长期努力而达到“不寡”且“均”的“均富”社会形态。如图1所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至今, 社会的发展经历了两个维度三个阶段, 一个是经济维度上的“寡—寡—不寡”, 一个是分配维度上的“不均—均—不均”, 那么伴随两个维度上的公平感是如何变化的?经历了几十年经济增长的由“寡”到“不寡”和财富分配模式由“不均”到“均”, 再到“不均”的剧烈变动后, 民众的公平感知和评价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显然, 共同富裕并不是平均主义, 也不是“均贫富”, 目前的公平感现状将可能影响到从传统“均贫富”理念到共同富裕理念的过渡, 共同富裕的推行是否会使民众“均”的感受提高?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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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和财富分配模式下“寡”与“均”的阶段性

1.3 公平感的研究视角和方法

国内公平感的研究始于1980年代后期, 并在2000年之后开始受到重视, 最初的研究多在讨论组织管理中的公平感(张永山, 1992), 后逐渐转向对社会整体公平状况的评价1 (1以“公平感”为关键词在知网中检索会发现1600多篇文献, 始于1988年但数量很少, 每年一两篇, 到2002年增加到11篇, 之后逐年增加, 到2011年达到了112篇, 之后保持在100篇以上, 2017年达到了141篇的最高峰, 检索日期2020年11月29日。)。公平感的研究有宏观与微观两个视角, 宏观的公平感也称为社会公平感(perceptions of social fairness, 或perceived societal fairness) (胡小勇等, 2016; 张书维, 2017), 是对全社会范围内的资源分配状况是否公平合理的评价(Brickman et al., 1981; 高文珺, 2020; 李炜, 2016)。社会学对公平感的研究多采取宏观视角, 并用大样本问卷调查的方法了解民众对社会整体公平状况的评价(李炜, 2019; 许琪等, 2020); 微观公平感则是个人对具体领域里的公平感知, 如对收入所得是否公平合理的评价(Brickman et al., 1981; 李骏, 吴晓刚, 2012; 李莹, 吕光明, 2019; 王元腾, 2019)、个人获得教育(孙百才, 刘云鹏, 2014)、就业(田志鹏, 2020)、医疗(何晓斌等, 2020)、媒介使用(朱斌等, 2018)等资源的机会是否公平, 以及在不同情境下对结果公平和程序公平的评价(张光等, 2010)。心理学更多采取微观视角, 并集中在组织公平感领域(隋杨等, 2012; 赵书松等, 2018; 周浩, 龙立荣, 2015), 倾向于在一定的实验情境下研究公平感(孙倩等, 2019; 吕飒飒等, 2021; 徐富明等, 2016; 张书维, 2017), 随着社会心理学对于社会阶层问题的关注, 也有学者开始关注宏观的社会公平对个体心理的影响(郭永玉等, 2015)。

无论是微观还是宏观研究视角, 多数都是对公平感以及影响因素的静态考察, 而近年来有学者开始注意到公平感变迁的问题, 例如有学者关注了公平感结构和公平感总体评价的变化，分析了2006到2017年的CSS数据, 发现对社会公平的总体评价在2013年出现下降后又上升(李炜, 2019)；还有学者根据CGSS 2005和2015年的调查分析了市场化与公平感变化之间的关系, 发现民众的结果公平感在10年间有明显提升, 机会公平感则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许琪等，2020)。少量研究所得到的结论存在不一致, 而且也没有反映“均”“寡”的现实变化对公平感的影响。

目前公平感的研究比较忽视历时性视角, 但研究社会变迁下的公平感变化意义重大, 公平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的公平、平等和正义状况, 其变化是对社会发展质量的检验, 关系到未来社会治理策略的优化。我国经历了“均”与“寡”阶段性剧烈变化, 这些不同阶段的经历者将会在个人的生命历程中打下烙印, 个体生命历程嵌入历史的时间和他们在生命岁月中所经历的事件之中, 同时也被这些时间和事件所塑造(Elder, 1974)。因此, 本文引入了生命历程理论, 这一理论试图找到一种将生命的个体意义与社会意义相联系的方式, 而时间维度是寻找这种联结的重要方向(包蕾萍, 2005)。社会变迁涉及到三种时间维度：年龄(age)、时期(period)和世代或队列(cohort), 三者虽然均为时间维度, 但所代表的意义是不同的。年龄效应代表了个体的生命周期阶段, 是受生理意义上的力量的影响; 时期效应是由某个时期的瞬时作用引起, 包括特殊历史事件、社会经济环境的改变以及科技发展等(李婷, 2018); 出生队列(世代)指的是出生在相同年代的一批人, 他们在相同的生命阶段经历了共同的社会变革和历史事件, 社会变迁在他们身上形成了集体历史烙印, 并逐渐产生缓慢的累积效应, 因此同一出生队列在主观感受和价值观念上就存有某种共性。相应地, 任何历史事件对生命历程的影响也依据队列所处生命阶段的不同而不同(Elder, 1974), 这造就了独特的“队列效应”或“世代效应”。公平感的队列差异本质上就是对社会变迁的主观反映, 也代表了个体成长经验效应, 包含了早期生命经验和后期连续暴露于历史和社会因素所带来的总体效应, 通过队列这个时间维度可以呈现国家力量、社会变革和历史发展对个体公平感的影响。

因此, 基于中国人几千年来“均贫富”的心态以及近几十年来我国社会“均”和“寡”的阶段性剧烈变化, 本文拟通过多期全国综合调查数据, 从纵向视角对我国居民公平感的时代变化进行探究。考察居民公平感在年龄、时期和出生队列维度上的整体变化趋势, 同时也考察了这种变化趋势的群体差异, 并结合宏观层面“均”和“寡”的社会变化特征试图对公平感的时代差异进行阐释。

2 数据及方法

2.1 数据与样本

本文将中国人民大学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0、2011、2012、2013和2015年数据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 2006、2008、2013、2015、2017年数据进行合并, 获得跨度12年的重复截面数据, 以考察公平感在时期维度上尽可能长的变动性。并通过队列比较的方法, 使出生队列从时间维度上延展至建国以来的历史过程。为了保证模型稳定性, 本文保留了18~90周岁的调查群体, 在剔除缺失数据后, 获得CGSS数据45042个, CSS数据41702个, 共获得有效样本86744个。考虑到两份调查的抽样框不尽相同, 本文创建了一个二分类变量纳入模型以控制CGSS与CSS数据之间的差异性(陈云松, 范晓光, 2016)。本文也对两份数据在2013和2015年的公平感进行了单独描述分析, 发现分布较为一致。

2.2 因变量

本文因变量是我国居民的公平感。该问题在CGSS中为“总的来说, 您认为当今的社会公不公平?”, 在CSS中是“您觉得在当前社会生活中以下各方面的公平程度如何?−总体上的社会公平状况”。CGSS的回答为1“完全不公平”, 2“比较不公平”, 3“说不上公平不公平”, 4“比较公平”, 5“完全公平”; 在CSS中, 2006年的选项为1“很不公平”, 2“不大公平”, 3“比较公平”, 4“很公平”, 5“不大确定”, 2008年中5为“不清楚”, 2013~2017中5表示“不好说”。为了计算和解释的方便性, 对10期数据进行重新编码, 将“说不上公平不公平”、“不清楚”和“不好说”合并为32（2关于利克特5分制量表, 只有当调查对象按照预期将中点理解为真正中性含义时, 中点存在才有实质性意义, CGSS五次调查中使用的中间点为“说不上公平不公平”, 我们咨询过调查员, 受访者会将其作为中间含义, 中间点具有实质性意义。在CSS调查中, 受访者在不确定时会倾向选择不大清楚、不好说或者不大确定(Chyung et al., 2017), 但在分析中删除不大清楚、不好说和不大确定三个选项与保留选项的结果无异, 因而本文保留了所有个案。）。即1“非常不公平”、2“比较不公平”、3“一般”、4“比较公平”、5“非常公平”。

2.3 自变量

由于本文主要探讨公平感在时间维度上的变化, 因此年龄、时期和出生队列是核心自变量。已有研究对年龄和公平感之间的关系存在争议, 有学者认为年龄大的人更倾向于对不公平行为持正向态度(张海东, 毕婧千, 2014), 但有学者则认为, 受到计划经济时期平均主义政策的影响, “年龄较大的人认可较少的不平等, 因此其公平感会低于年轻群体” (李骏, 吴晓刚, 2012), 还有学者认为公平感同年龄的关系是非线性的, 老年人和年轻人的公平感要高于中年群体(怀默霆, 2009)。为了验证两者的关系, 本文使用年龄以及年龄平方作为自变量, 以验证年龄同公平感是否存在非线性关系3（3本文也分别使用了年龄的开方和3次方进行拟合, 发现纳入年龄及其平方项拟合效果最佳。）; 时期变量包括2006、2008、2010、2011、2012、2013、2015、2017年共8个调查年份; 为了能够考察中国社会从建国初期的“寡”、到社会主义建设中对于“寡”的改善, 再到改革开放后逐渐实现“不寡”的历史阶段, 本研究用队列分析来覆盖历史时期。除了1931年之前出生以及1995年以后出生的样本量较少, 因此各自合并成一个出生队列之外, 其余每3年合并为一个出生队列, 共获得23个出生队列。每3年作为一个队列既保证了模型可识别性, 也尽可能呈现不同出生队列的变异特征。

为了尽可能排除其他因素对于时间效应的影响, 本文还纳入了个体层面能够体现“寡”的程度的家庭年收入及其平方项变量4（4有研究表明收入和公平感是一种非线性关系(Alves & Rossi, 1978), 本文没有采纳个人年收入变量, 一是因为我国居民主要以家庭为单位, 家庭年收入能够更好的体现对个人的影响, 二是在CSS2006年调查中缺少个人收入的问题。本文也对个人收入与公平感的关系进行了验证, 与家庭收入结论一致。）, 除了客观的社会地位外, 主观阶层地位也纳入到模型中。此外, 为了寻找影响公平感的宏观因素, 将一些公认的能够反映“均”和“寡”的宏观指标, 比如人均GDP、基尼系数、各出生队列的平均收入和平均受教育年限也纳入到模型之中, 市场经济后财富分配差距拉大, 市场化程度是体现“不均”的重要指标, 队列的出生人口规模大小意味着同龄人竞争的激烈程度, 也可能造成“不均”, 因此这两个指标也纳入模型5（5GDP、基尼系数和出生人口规模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和历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 人均GDP以1978年为基期, 并通过CPI进行调整; 市场化指数参见王小鲁等《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18)》。）。常规控制变量包括户口、性别、婚姻、受教育程度、工作状况、党员身份以及地区。具体变量描述如表1。

表1

使用变量描述统计

变量MSD最小值最大值公平感3.221.0615年龄47.3714.791890性别(男 = 1)0.480.5001婚姻(已婚 = 1)0.830.3801是否党员(党员 = 1)0.110.3101受教育年限8.574.51019高等教育(接受 = 1)0.140.3501户籍性质(城镇 = 1)0.410.4901是否工作(是 = 1)0.670.4701地区(东部 = 1)0.410.4901家庭年收入(元)5179513116009999992主观阶层(低阶层 = 1)1.530.6113市场化指数6.731.68−0.3010.92尼基系数0.470.010.460.49人均GDP (元)3263273601673843739队列出生规模(千万)5.761.651.738.07队列受教育年限8.571.954.1812.88队列平均收入(元)51795141062886083295队列1909~19311995~1999时期20062017数据(CGSS = 1)0.520.5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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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使用方法

由于年龄、时期和队列(APC)具有不同的内涵, 因此本文将考察公平感在年龄、时期和出生队列维度上的变化趋势, 同时考察趋势变化的群体差异。然而, 对公平感等主观心态变化的描述, 三种时间效应是糅杂在一起的, 在分析某种时间维度变化时, 必然会混入其他两种时间效应。由于年龄、时期、队列存在完全线性关系(时期 = 年龄+队列), 模型设计矩阵为非满秩奇异矩阵, 矩阵(X'X)不可逆, 因此无法求得模型参数唯一解, 即年龄−时期−队列(APC)模型存在“不可识别”难题(Fienberg & Mason, 1978)。如果只考虑两种效应, 其暗含的假定是剩余的时间效应没有影响, 这种假设将导致模型设定有误, 最终结果有偏。为了解决APC模型“不可识别”问题, 近年来研究者们提出了一系列估计方法, 其中分层随机交叉模型(HAPC)较好的解决了三者共线问题(Yang, 2008)。HAPC模型实质上是分层模型, 该模型将出生年份进行队列分组, 保证每个队列至少有两个及以上的出生年份, 这样年龄就可以被嵌套在出生队列和调查年份中, 该方法将调查年份和队列作为第二层变量, 而年龄作为第一层变量, 三者的共线关系被打破, 模型“可识别”。在分层模型中, 不同年份和出生队列的随机效应即代表了公平感在时期和队列上的波动趋势。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层一模型：

(1)EQUALijk = β0jk +β1AGEijk +β2AGE2ijk+β3Xijk +eijk, eijk ~ N (0, σ2)

层二模型：

(2)β0jk = γ0 + u0j + v0k+ umj + vnk, u0j ~ N (0, τu), v0k ~ N (0, τv)

合并模型：

(2)EQUALijk = γ0 +β1AGEijk +β2AGE2ijk +β3Xijk + umj + vnk +u0j +v0k +eijk

其中β0jk表示第j个时期和第k个队列公平感的平均得分; β1为年龄系数, β2为年龄平方系数, β3表示层一其他自变量的固定系数, X表示自变量, umj 和vnk分别表示时期上的宏观变量(如市场化指数)和队列上的宏观变量(如队列出生人口规模); eijk是个体层面的随机误差, 表示个体ijk与所在组平均值的差异, 假定服从均值为0, 方差为σ2的正态分布; γ0代表总截距, 表示当时期和队列随机效应取均值, 其余自变量为0时的总平均值, 反应了公平感的总体平均得分; u0j为队列效应取均值时, 时期j的随机效应, 假定服从均值为0, 方差为τu的正态分布; v0k表示时期效应取均值时, 队列k的随机效应, 假定服从均值为0, 方差为τv的正态分布。u0+γ0即公平感在时期上的总体变动趋势, 而v0+γ0则代表了公平感在队列上的总体变动趋势。

本文的因变量公平感是定序变量, 分值越高代表公平感越强。对应的是序次Probit或Logit分层回归模型, 但线性分层模型的解释更具有直观性(Ferrer-i-Carbonell & Frijters, 2004)。在分析过程中, 线性模型结果同logit模型结果近似, 考虑到序次模型结果解释比较复杂, 依照统计简约性原则, 本文采用线性分层模型进行分析(模型2的分层logit结果见网络版附录表1)。

2.5 分析策略

本文在控制了个体层面的人口学和社会经济变量对公平感的影响后, 利用HAPC模型以期能够获得年龄、时期和队列三个时间维度对公平感的纯粹效应, 并在分析过程中逐步引入市场化指数、出生人口规模等时期和队列层面可以量化的指标, 以验证公平感变迁是否受到这些宏观因素的影响, 当这些因素无法消除公平感在时间维度上的差异时, 则进一步基于建国以来“均寡”剧烈变化的历史事实, 借以推断“均寡”社会变迁对主观公平感知的影响。

此外, 由于所处社会位置和拥有的社会地位不同, 即使是同年代的不同群体在面临社会财富变动时, 其面临的机遇和财富获得也会存在很大差异, 比如相对于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而言, 在改革开放后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在财富获得方面就更具有优势。从生命历程视角看, 这些差异会影响到群体后续的生命结果, 并有可能表现为公平感知的群体差异性。在我国, 城乡差异以及接受高等教育的区别一直是影响居民财富分配和获得的重要因素, 因而本文在探讨了居民公平感的总体变化趋势后, 进一步利用HAPC模型从城乡和是否接受高等教育两个方面讨论公平感的群体性差异, 借以探索“均寡”社会变迁的历史事实对不同群体产生的效应差别。

3 分析结果

3.1 总体趋势

分层随机交叉模型结果见表2。模型1为基准模型, 纳入了年龄、年龄平方、性别、婚姻状况、党员身份、受教育年限、户籍性质、工作状况以及地区等基本变量, 并将时期和队列作为随机效应放入第二层。年龄及其平方项对公平感的影响都是显著的, 这表明公平感与年龄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 而时期和出生队列的随机方差也同样显著(τu = 0.002, p=0.019; τv = 0.009, p = 0.034), 说明居民公平感存在显著的队列和时期差异。为了更好呈现公平感在年龄、时期和队列上的波动趋势, 本文以图的形式进行展示。

表2

HAPC模型分析结果

自变量模型1模型2模型3城乡模型教育模型固定效应层一变量截距3.361***3.537***3.0733.355***3.279***年龄0.068***0.068***0.0310.083***0.070***年龄平方0.028***0.023***0.025***0.024***0.025***男性−0.0030.015*0.015*0.0040.011***已婚0.003−0.022*−0.021*0.0150.023党员0.093***0.062***0.060***0.080***0.044***有工作0.084***0.067***−0.009***受教育年限−0.006***−0.009***−0.134***东部地区−0.083***−0.091***−0.056***城镇居民−0.137***−0.136***0.067***−0.187**高等教育群体−0.118**家庭收入0.040***0.036***家庭收入平方−0.003***−0.002***主观阶层地位低阶层−0.355***−0.353***中阶层−0.091***−0.089***CGSS−0.245***−0.266***−0.263***−0.246***−0.263***层二变量市场化指数−0.016***尼基系数1.327人均GDP0.175队列出生规模−0.003队列受教育年限−0.008队列平均收入−0.167+随机效应时期方差截距0.009*0.009*0.014+0.005*0.007*户籍0.009*高等教育0.007+队列方差截距0.002*0.001*0.001*0.004*0.002*城乡0.010**高等教育0.009*BIC251928.3250480.8250481.7251900.3252726.6

注：***表示p < 0.001, **表示p < 0.01, *表示p < 0.05, +表示p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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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是在控制了个体因素及时期和队列的干扰效应后, 公平感在年龄上的变化趋势。年龄与公平感是一种非线性关系, 居民公平感随着年龄的增长呈现类似“J”型结构。从18岁开始, 居民的公平感在缓慢下降, 到了40岁左右下降到最低点, 随后又开始缓慢上升; 图3是在控制了队列和年龄影响后, 公平感的时期波动走势。从2006年到2008年公平感呈现上升趋势, 且在2008年达到顶峰, 不过在2010年又出现了明显下降, 虽然2011年公平感有所回升, 但在2012~2013年连续两年持续下滑, 随后在2015年和2017年, 公平感逐渐回升, 到2017年恢复到近似2008年的水平。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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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公平感的年龄变化效应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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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公平感的时期趋势效应

图4展示了在控制年龄和时期效应后, 不同出生队列的公平感差异。1931年之前出生的群体公平感最低, 之后出生的队列公平感逐渐升高, 且1932~1943年出生群体的公平感保持了相对平稳性; 随后在1944~1946年出生队列中出现第一个高峰; 1947~1949年出生队列又有所下降, 虽然在1950~ 1952年出生队列中有所回升, 但随后开始持续下降, 直到1959~1961年下降到第一个低谷; 1962~ 1964年出生队列有一个明显的反弹, 出现第二个高峰; 随后出生队列虽有小幅度波动, 但整体上呈现下跌趋势, 直到1980~1985年出生的群体跌到低谷, 随后公平感开始缓慢回升; 值得注意的是, “95后”的公平感较前边的出生队列呈现陡然上升趋势。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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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公平感的队列趋势效应

表2还呈现了个体因素对公平感的影响(模型2)。家庭收入与公平感之间存在倒“U”关系, 在年收入超过约786元后即出现了拐点, 随着年收入的增长, 公平感呈现出下降趋势。而样本中家庭年收入低于786元的群体不到总体的1%, 因此公平感随着客观经济地位的提升反而出现下降; 主观阶层变量与公平感之间存在明显的正向关系, 主观社会地位越高, 公平感就越强, 这与相对比较理论的观点一致; 在控制变量中, 婚姻对公平感没有显著影响; 党员公平感更高; 受教育年限越长, 公平感反而越低; 农村居民公平感高于城镇居民; 有工作的群体公平感更强。

3.2 群体差异反映在公平感队列上的变动趋势

中国社会的不同阶段在“均”与“不均”上表现出群体性差异, 进而可能影响公平感的变化, 本文进一步分析了不同群体在时期和队列上的“均”与“不均”与公平感之间的关系。尽管城乡差异和接受高等教育在时期上的随机效应具有显著性, 表明公平感在时期上存在一定的群体差异, 但鉴于时期效应对全体成员影响的一致性, 不同群体在时期上的变化趋势与总体趋势保持了较高的一致性, 未能表现出明显的变化差异。因此本文重点分析队列变化趋势的群体差异。

3.2.1 城乡公平感的队列变化

表2中的城乡模型考察了城乡居民公平感在出生队列上的随机波动。图5表明, 农村居民的公平感整体上高于城镇居民。在1964年之前的出生队列中, 农村居民的公平感一直保持着较高的稳定状态, 而且城乡居民之间的公平感差异也比较大; 但从1962~1964年出生队列之后, 这种分化开始缩减, 农村居民公平感在缓慢下降, 而城镇居民的公平感则缓慢上升; 从“90后”开始, 城镇居民的公平感有所下降, 但农村居民的公平感则持续回升; 无论是城镇还是农村居民, “95后”的公平感都呈现上升趋势。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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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公平感队列趋势的城乡差异

3.2.2 不同受教育群体公平感的队列变动

图6表明, 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居民公平感要低于未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居民, 而且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的队列波动更明显。1949年之前出生并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公平感较低; 随着出生队列的后延, 没有接受高等教育的群体的公平感有下降迹象, 而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的公平感则波动上升; 到整个“80后”, 公平感差异几乎消失, 不过接受过高等教育的“80后”, 其公平感较之前的出生队列并没有保持继续上升, 甚至1983~1985年出生的队列还出现了陡然下跌; 在随后的出生队列中, 高等教育群体的公平感又恢复到之前队列的水平。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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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不同受教育群体公平感的队列差异

4 讨论

4.1 公平感的年龄和时期效应

通过HAPC模型分析可以获得居民公平感在年龄、时期和队列上的变化。年龄效应与个体生命周期有关, 在控制了时期和队列效应后, 并不会受社会财富多寡和分配均与不均的影响。年龄与公平感是一种非线性关系, 居民公平感随着年龄的增长呈现类似“J”型结构, 中年群体比年轻群体和老年群体的公平感更低, 这与怀默霆(2009)的研究结论一致。

在时期上, 从2006到2017年的十多年间, 我国社会都处于前述的“不寡且不均”阶段, 2006到2008年公平感呈现上升, 2010年出现下降, 2011年有所回升, 2012~2013年连续两年下滑, 2015年和2017年渐回升到接近2008年的水平。为了考察这段时期“不均”对公平感的影响, 模型3引入市场化指数、基尼系数以及人均GDP等宏观变量, 基尼系数和人均GDP没有统计显著性, 市场化指数与公平感显著负相关(β = −0.016, p < 0.001), 且时期效应也变成了边际显著(β = 0.014, p = 0.059), 市场化程度带来了更深的贫富差距, 社会变的更加“不均”, 降低了公平感。我国经济在2006~2008年及以前连续多年快速增长, 促进了就业和收入的增加, 迅速脱“寡”的效应在一定程度上使“不均”的问题没有凸显, 也可能是因为中国人本身对不平等有很高的容忍度(Xie & Zhou, 2014), 公平感出现了上升。2008年后全球性经济危机出现, GDP增速回落, 经济发展速度下行、就业难度增加、贫富差距扩大以及房价飙升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使“不均”的问题显现, 公平感下降。2015年以后中央对于社会保障建设的力度不断加大, 有效促进了社会公平, 可能是公平感出现回升的重要原因。

4.2 “均”、“寡”阶段性变迁与公平感的队列差异

本文首先在队列分析中引入了每一出生队列的出生人口规模、家庭年平均收入和平均受教育年限这些指标以试图解释公平感的队列差异。出生人口规模大会造成同龄人挤压效应, 队列成员在接受教育、职业选择和地位获得等方面面临更大的竞争压力, 资源的有限性导致规模较大的出生队列资源分配更容易出现“寡且不均”, 可能造成公平感下降。由于改革开放前实行计划经济, 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 城镇居民则实行工作分配, 缺少竞争机制, 使得人口规模的挤压效应不显著。实行市场经济以后, 就业竞争环境使同期群效应开始显现6 (6在只分析1974年以后出生的队列时, 出生队列人口规模与公平感呈现负相关(β = −0.042, p = 0.012)。), 在“70后”之前的出生队列, 人口规模变动与公平感的变化趋势并无明显的联系, 但是从“70后”开始, 人口出生规模与公平感的变化呈现了明显的相反趋势(网络版附录图1)。此外, 队列平均收入越高公平感反而越低, 不过出生队列平均受教育年限没有显著效应。

在加入了队列层面变量后, 公平感的队列效应依然显著。从生命历程的范式角度讲, 队列效应(或曰世代效应)反映了每一出生队列独特的生命历程, 而生命早期的社会环境尤其能够影响个体发展和价值观形成(李春玲, 2020), 代际社会学就特别强调每一队列生命早期的社会经验对其价值观形成产生的重要影响。因此本文尝试结合各出生队列在生命早期遭遇的社会“寡”、“均”变化的经历对公平感的队列差异予以分析。图4可以看到几个明显的分界点, 1909~1931年队列公平感极低, 1932~1943队列虽高于前一队列, 但整体都比较低, 1943年及以前出生的队列在对公平有所体验的成人早期正处于建国前后到大跃进的时期, 这些队列的成人初期是经济水平较差的时期, 也就是“寡”的时期, 小时候和成年初期“寡且不均”的生活经历可能影响其一生的公平感知。

1944~1946年队列公平感高于之前的出生队列, 1947~1949年队列略低于前一个队列, 但1950~ 1952年队列也接近1947~1949年队列, 我们把这三个队列看作队列的第一个高点, 这个时期出生的人成人初期正处于新中国成立后经济恢复发展、实行人民公社和单位制度时期, 也就是“寡且均”的时期。在这个历史阶段, 单位制度和人民公社为代表的社会制度提倡大公无私的集体主义精神, 集体主义文化强调将自己视为整体的一部分(Triandis, 2001), 人们通过群体来追求自身利益(Yamagishi, 1988), 与社会支持网络联系紧密(Huppert et al., 2019), 生命早期“均贫富”的社会经验使这代人公平感较高。

但1953年以后的出生队列公平感是比较低的, 且1959~1961年队列的公平感最低, 这些队列在他们成人时期恰好处于改革开放初期, 正面临从“寡且均”向“不寡且不均”的转折点, 在婚育、择业等人生关键期遭遇日益“不均”的社会现实, 生命早期的这些经历导致他们公平感整体偏低; 不过1962~1964年队列的公平感是很高的, 这个高点的队列在成人初期同样处于80年代初的市场经济初期, 这与我们预期的公平感与“均寡”现实变动的关系有一定出入。

之后队列的公平感低于1962~1964年出生队列, “80后”的公平感明显低于其他出生队列。而且低公平感覆盖了整个“80后”以及“90后”队列的初期, 他们的公平感甚至低于1949年前出生的队列, 这些队列成年初期进入到了贫富差距拉大的时期, 也就是“不寡且不均”的典型时期。私有制经济的兴起使公社和单位安全网的社会保障作用大幅度削弱, 中国经济高速腾飞的代价是短时期内贫富差距的迅速拉大。市场经济虽然带来了高效率的经济速度, 但也强烈冲击了在改革开放后步入劳动市场的“80后”和“90后”, 就业竞争加剧, 教育和医疗成本提升, 特别是房价上涨给他们带来更大的生存压力。收入不平等大大降低了人们的自我阶层定位(陈云松, 范晓光, 2016), 机会公平感出现了显著下降, 由此导致的对“阶层固化”现象的关注也成为了一种社会性焦虑(陈云松等, 2019)。同时, 这一时期集体主义在不断衰落(蔡华俭等, 2020; 黄梓航等, 2018), 个体主义不断上升, 而个体主义文化价值更注重公平(Huppert et al., 2019), 因此趋向个体主义文化的80、90后对社会不公的敏感性更为强烈。面对“不均”的社会现状, 尽管绝对“寡”的贫困问题被逐渐消除, “不均”的社会现实与传统文化中“均贫富”理念的距离导致他们的公平感偏低。但值得注意的是, “95”后公平感是所有队列中最高的, 该队列的成人初期大约是2015年前后, 正是国家重视社会保障, 强调分配公平, 开始推动实现“不寡且均”的时期。当然调查中的“95”后大部分仍在求学, 并未完全踏入社会, “95”后的公平感效应仍需后续数据观察。

以上不同队列之间的公平感存在明显的阶段性, 经历过从“寡且不均”进入“寡且均”变化的队列的公平感较高, 但随后出生队列的公平感便降低了, 这意味着“寡且均”并没有解决公平问题, “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命题是不成立的; 改革开放提高了民众生活水平, 在生命早期经历这段变化的队列的公平感也出现了高点, 但其后出生队列的公平感依然较低。生命早期遭遇典型“不寡且不均”社会事实的队列的不公平感甚至超过了经历“寡且均”时期的队列, 这意味着“不均”对公平感的影响要大于“寡”, 这样似乎是“既患寡也患不均”, 只是“寡”与“均”二者对公平感的影响权重会有差异; 之后出生队列较高的公平感似乎说明, 在“不寡”基础上对“均”的追求具有更明显的效果。

4.3 公平感变化的群体性差异

本文在数据部分同时探索了城乡和接受高等教育的公平感队列差异。在城乡的队列差异中, 1935年以后出生的农民恰逢建国初期无偿获得土地和生产资料, 在生命早期享受到社会资源重新变“均”的政策对他们的公平感产生了持久的正向作用。在改革开放后, 家庭联产承包制使生活得到改善, 之后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进入城市, 多种因素影响下农民收入增加, 由“寡”逐渐到“不寡”, 但家庭联产承包制也拉开了农村贫富差距, 即变得“不均”, 同时进城农民也可以直观感受到城乡差距, 在这个时期步入社会的“60”、“70”以及“80”后农民更能够体会到社会的贫富差距, 公平感低于之前的队列。城市居民的公平感虽然一直低于农民, 但后续出生队列的公平感是变高的, 城镇居民是改革开放中财富积累的受益者; 从教育的队列变动趋势看, 建国初期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公平感更低, 但1950年及以后出生队列的公平感逐渐变高。市场经济使得接受高等教育的群体在社会财富分配中优势凸显, 尽管社会逐渐走向“不均”, 但在“寡”逐步得到解决的过程中, 财富向这些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倾斜, 他们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 因而“50后”、“60后”和“70后”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的公平感较高。但“80后”的公平感却比较低, 这可能与“高校扩招”后就业竞争加大、财富分配不再占优有关。未接受过高等教育群体的公平感保持了与总体队列近似的变化趋势。

4.4 社会变迁、生命历程与公平感

需要明确的是, 很多宏观因素并不容易被测量, 本文也只是选用了人均GDP、市场化指数、出生人口规模等几个可以量化的指标。本文主要是借鉴了生命历程视角, 尝试结合建国以来中国社会财富分配的“均”与“寡”变迁过程为公平感的时间变化提供一种解释思路。然而个体不会只受到社会财富“均寡”一种事实的影响, 一系列历史事件和社会政策都会对生命结果产生长期影响, 这在个体生命早期经验中尤为突出。比如1940年之前出生的队列, 不仅仅面临“均”“寡”的问题, 而且这些建国前出生的队列在儿时和青年阶段也经历了动荡的战争年代, 这直接影响了他们接受教育、组建家庭、婚育以及工作, 生命角色转变的延迟、机会丧失经历导致的累积劣势有可能降低他们的公平感知; 再比如在1959~1961年出生的队列恰逢三年自然灾害, 这种不幸经历同样会干扰其后续的发展, 加重了该队列的不公平感; 而1962~1964年队列出生时则错开了灾害时期, 而且其成年步入社会时“十年动乱”也结束了, 社会再次趋于稳定, 虽然该队列在成人初期同样面临逐渐“不寡且不均”的变化, 但其公平感却较高; 再比如“文革”等政治运动和“上山下乡”政策对建国前出生的高级知识分子的负面影响更大(Meng & Gregory, 2002), 这些历史事件改变了知识分子的人生轨迹和发展机遇, 也降低了他们的公平感。生命历程中的社会政策和历史事件都能够对个体生命结果产生结构性影响, 这些就可能体现在对公平的主观感知上。

本文使用HAPC模型对中国居民公平感的年龄、时期和队列变化趋势予以了分析, HAPC模型能够对年龄、时期和队列三个时间维度各自的纯净效应进行剥离, 有助于精确把握宏观社会因素对个体生命结果产生的影响。本文基于中国社会近几十年独有的“均”“寡”变迁事实, 为中国居民公平感的时代变化提供了一种解释思路。本文大致得到如下结论：(1)公平感的提高包含两条路径, 通过经济增长达到“不寡”或富裕, 通过财富分配制度实现“均”, 这两条路径不能单独实现社会公平的提高; (2)不同历史时期所表现出的“寡”与“均”的特征对公平感的变化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寡”和“均”这两个经济增长变量和财富分配变量共同影响着公平感; (3)“不患寡而患不均”在一定的条件下是适用的, 但仅靠提高“均”不能解决公平问题。图1中从阶段1到阶段2, 也就是从“寡且不均”阶段到“寡且均”阶段是我国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的尝试, 从“不均”到“均”的社会变革初期确实提高了民众的公平感, 但很快就开始下降; (4)依靠经济增长解决“不寡”的问题, 是提高社会公平感的基础, 但如果没有适当的分配制度相配合, 公平感甚至会更低。从阶段2到阶段3, 由经济不发达到经济快速提高, 民众生活状况极大改善, 同时贫富差距不断扩大, 初期公平感出现提高, 但随着贫富差距的扩大, 不公平问题甚至更加突出; (5)在摆脱贫困后财富分配制度对于公平感的提高效益极其明显, 近些年共同富裕政策实施明显快速提高了社会公平感。这是中国独特发展道路中社会治理经验的总结, 也是这一研究对未来中国共同富裕政策实施的启示。

1949年前后到现在, 中国经历了社会制度的巨变, 社会经济政策的大调整, 仿佛经历了一个 “寡”与“均”的社会实验, 可以看到“寡”与“均”两个因素对公平感的影响。几千年来信奉的“不患寡而患不均”并非无条件的, “均”并不能化解历史积淀的“均贫富”社会心态危机, “既患寡也要患不均”, 这需要新的变革, 需要中国人的智慧来实现共同富裕, 达到“富”与“均”的均衡。

附录：

附表1

模型2序次logit回归模型结果

估计系数标准误t值p固定效应年龄0.1240.00814.06<0.001年龄平方0.0430.0049.73<0.001男性0.0360.0132.680.007已婚−0.0440.019−2.250.024党员0.1180.0225.20<0.001有工作0.1310.0158.32<0.001受教育年限−0.0170.002−8.68<0.001非农业户口−0.2470.016−15.27<0.001东部地区−0.1660.013−12.09<0.001家庭收入0.0710.0164.36<0.001家庭收入平方−0.0040.001−4.63<0.001低阶层−0.6850.029−23.59<0.001中阶层−0.1980.028−6.86<0.001CGSS−0.5420.019−27.63<0.001截距项1−2.5410.111−22.88<0.001截距项20.8850.1108.03<0.001截距项31.4810.11013.43<0.001截距项43.5780.11132.19<0.001随机效应时期方差0.1980.0533.68<0.001队列方差0.0030.0021.770.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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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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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1

出生人口规模与公平感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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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paper provides a review of the main findings concer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ultural syndromes of 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 and personality. People in collectivist cultures, compared to people in individualist cultures, are likely to define themselves as aspects of groups, to give priority to in-group goals, to focus on context more than the content in making attributions and in communicating, to pay less attention to internal than to external processes as determinants of social behavior, to define most relationships with ingroup members as communal, to make more situational attributions, and tend to be self-effac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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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 should get what? Fairness judgments of distribution of earn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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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尽可能排除其他因素对于时间效应的影响, 本文还纳入了个体层面能够体现“寡”的程度的家庭年收入及其平方项变量4（4有研究表明收入和公平感是一种非线性关系(Alves & Rossi, 1978), 本文没有采纳个人年收入变量, 一是因为我国居民主要以家庭为单位, 家庭年收入能够更好的体现对个人的影响, 二是在CSS2006年调查中缺少个人收入的问题.本文也对个人收入与公平感的关系进行了验证, 与家庭收入结论一致.）, 除了客观的社会地位外, 主观阶层地位也纳入到模型中.此外, 为了寻找影响公平感的宏观因素, 将一些公认的能够反映“均”和“寡”的宏观指标, 比如人均GDP、基尼系数、各出生队列的平均收入和平均受教育年限也纳入到模型之中, 市场经济后财富分配差距拉大, 市场化程度是体现“不均”的重要指标, 队列的出生人口规模大小意味着同龄人竞争的激烈程度, 也可能造成“不均”, 因此这两个指标也纳入模型5（5GDP、基尼系数和出生人口规模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和历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 人均GDP以1978年为基期, 并通过CPI进行调整; 市场化指数参见王小鲁等《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18)》.）.常规控制变量包括户口、性别、婚姻、受教育程度、工作状况、党员身份以及地区.具体变量描述如表1. ...

Reflects on the timing view of life-course theory

2005

... 目前公平感的研究比较忽视历时性视角, 但研究社会变迁下的公平感变化意义重大, 公平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的公平、平等和正义状况, 其变化是对社会发展质量的检验, 关系到未来社会治理策略的优化.我国经历了“均”与“寡”阶段性剧烈变化, 这些不同阶段的经历者将会在个人的生命历程中打下烙印, 个体生命历程嵌入历史的时间和他们在生命岁月中所经历的事件之中, 同时也被这些时间和事件所塑造(Elder, 1974).因此, 本文引入了生命历程理论, 这一理论试图找到一种将生命的个体意义与社会意义相联系的方式, 而时间维度是寻找这种联结的重要方向(包蕾萍, 2005).社会变迁涉及到三种时间维度：年龄(age)、时期(period)和世代或队列(cohort), 三者虽然均为时间维度, 但所代表的意义是不同的.年龄效应代表了个体的生命周期阶段, 是受生理意义上的力量的影响; 时期效应是由某个时期的瞬时作用引起, 包括特殊历史事件、社会经济环境的改变以及科技发展等(李婷, 2018); 出生队列(世代)指的是出生在相同年代的一批人, 他们在相同的生命阶段经历了共同的社会变革和历史事件, 社会变迁在他们身上形成了集体历史烙印, 并逐渐产生缓慢的累积效应, 因此同一出生队列在主观感受和价值观念上就存有某种共性.相应地, 任何历史事件对生命历程的影响也依据队列所处生命阶段的不同而不同(Elder, 1974), 这造就了独特的“队列效应”或“世代效应”.公平感的队列差异本质上就是对社会变迁的主观反映, 也代表了个体成长经验效应, 包含了早期生命经验和后期连续暴露于历史和社会因素所带来的总体效应, 通过队列这个时间维度可以呈现国家力量、社会变革和历史发展对个体公平感的影响. ...

生命历程理论的时间观探析

2005

1981

... 国内公平感的研究始于1980年代后期, 并在2000年之后开始受到重视, 最初的研究多在讨论组织管理中的公平感(张永山, 1992), 后逐渐转向对社会整体公平状况的评价1 (1以“公平感”为关键词在知网中检索会发现1600多篇文献, 始于1988年但数量很少, 每年一两篇, 到2002年增加到11篇, 之后逐年增加, 到2011年达到了112篇, 之后保持在100篇以上, 2017年达到了141篇的最高峰, 检索日期2020年11月29日.).公平感的研究有宏观与微观两个视角, 宏观的公平感也称为社会公平感(perceptions of social fairness, 或perceived societal fairness) (胡小勇等, 2016; 张书维, 2017), 是对全社会范围内的资源分配状况是否公平合理的评价(Brickman et al., 1981; 高文珺, 2020; 李炜, 2016).社会学对公平感的研究多采取宏观视角, 并用大样本问卷调查的方法了解民众对社会整体公平状况的评价(李炜, 2019; 许琪等, 2020); 微观公平感则是个人对具体领域里的公平感知, 如对收入所得是否公平合理的评价(Brickman et al., 1981; 李骏, 吴晓刚, 2012; 李莹, 吕光明, 2019; 王元腾, 2019)、个人获得教育(孙百才, 刘云鹏, 2014)、就业(田志鹏, 2020)、医疗(何晓斌等, 2020)、媒介使用(朱斌等, 2018)等资源的机会是否公平, 以及在不同情境下对结果公平和程序公平的评价(张光等, 2010).心理学更多采取微观视角, 并集中在组织公平感领域(隋杨等, 2012; 赵书松等, 2018; 周浩, 龙立荣, 2015), 倾向于在一定的实验情境下研究公平感(孙倩等, 2019; 吕飒飒等, 2021; 徐富明等, 2016; 张书维, 2017), 随着社会心理学对于社会阶层问题的关注, 也有学者开始关注宏观的社会公平对个体心理的影响(郭永玉等, 2015). ...

... ); 微观公平感则是个人对具体领域里的公平感知, 如对收入所得是否公平合理的评价(Brickman et al., 1981; 李骏, 吴晓刚, 2012; 李莹, 吕光明, 2019; 王元腾, 2019)、个人获得教育(孙百才, 刘云鹏, 2014)、就业(田志鹏, 2020)、医疗(何晓斌等, 2020)、媒介使用(朱斌等, 2018)等资源的机会是否公平, 以及在不同情境下对结果公平和程序公平的评价(张光等, 2010).心理学更多采取微观视角, 并集中在组织公平感领域(隋杨等, 2012; 赵书松等, 2018; 周浩, 龙立荣, 2015), 倾向于在一定的实验情境下研究公平感(孙倩等, 2019; 吕飒飒等, 2021; 徐富明等, 2016; 张书维, 2017), 随着社会心理学对于社会阶层问题的关注, 也有学者开始关注宏观的社会公平对个体心理的影响(郭永玉等, 2015). ...

The psychological change of the Chinese people over the past half century: A literature review

2020

... 之后队列的公平感低于1962~1964年出生队列, “80后”的公平感明显低于其他出生队列.而且低公平感覆盖了整个“80后”以及“90后”队列的初期, 他们的公平感甚至低于1949年前出生的队列, 这些队列成年初期进入到了贫富差距拉大的时期, 也就是“不寡且不均”的典型时期.私有制经济的兴起使公社和单位安全网的社会保障作用大幅度削弱, 中国经济高速腾飞的代价是短时期内贫富差距的迅速拉大.市场经济虽然带来了高效率的经济速度, 但也强烈冲击了在改革开放后步入劳动市场的“80后”和“90后”, 就业竞争加剧, 教育和医疗成本提升, 特别是房价上涨给他们带来更大的生存压力.收入不平等大大降低了人们的自我阶层定位(陈云松, 范晓光, 2016), 机会公平感出现了显著下降, 由此导致的对“阶层固化”现象的关注也成为了一种社会性焦虑(陈云松等, 2019).同时, 这一时期集体主义在不断衰落(蔡华俭等, 2020; 黄梓航等, 2018), 个体主义不断上升, 而个体主义文化价值更注重公平(Huppert et al., 2019), 因此趋向个体主义文化的80、90后对社会不公的敏感性更为强烈.面对“不均”的社会现状, 尽管绝对“寡”的贫困问题被逐渐消除, “不均”的社会现实与传统文化中“均贫富”理念的距离导致他们的公平感偏低.但值得注意的是, “95”后公平感是所有队列中最高的, 该队列的成人初期大约是2015年前后, 正是国家重视社会保障, 强调分配公平, 开始推动实现“不寡且均”的时期.当然调查中的“95”后大部分仍在求学, 并未完全踏入社会, “95”后的公平感效应仍需后续数据观察. ...

半个多世纪来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变化——心理学视野下的研究

2020

A review of the research on the national economic situation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2008

... 但从上个世纪初开始, 中国社会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变化, 这些变化反映在“寡”与“均”的显著变化上, 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独特的发展路径使“寡”与“均”的特质发生了快速的阶段性变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 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残酷统治和长期战争, 使中国社会经济十分落后, 人民生活极端困难(于昆, 2014), 广大民众仍处于“寡”的状态; 新中国成立后到1952年底是国民经济恢复时期, 首先实行了新民主主义(陈文通, 2021), 之后的社会主义制度推进了社会财富平均分配.直到人民公社制度下实行“平均主义”, 人和人之间的地位和财富差距极大地缩小, 实现了真正的“均”, 从“寡”且“不均”到生活有所改善后的“均”的状态; 但是长期的平均主义分配模式阻碍了社会生产(张志学, 2006), 到文化大革命结束, 人民生活水平下降, 国民经济陷入崩溃的边缘(陈东林, 2008), 典型“均”的状态下表现新的危机, 民众生存危机严重.为了化解这种危机,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市场经济, 打破了“大锅饭”, 提倡引入竞争机制.并明确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不均”的社会政策, 但长远的目标是逐渐实现共同富裕.之后, 国家经济长期高速增长, 一方面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 另一方面贫富差距却不断扩大, 呈现出逐渐“不寡”但“不均”的模式.在短短的20多年的时间里, 中国已经从一个平均主义盛行的国家, 转变为贫富差距扩大、收入差距超过国际上中等不平等程度的国家(吴忠民, 2005).到2020年中国全面实现脱贫, 标志着真正达到了“不寡”的社会状态, 但“不均”的程度更加严重.在这样的主观危机下, 政府确定的未来社会的目标是推动共同富裕, 通过长期努力而达到“不寡”且“均”的“均富”社会形态.如图1所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至今, 社会的发展经历了两个维度三个阶段, 一个是经济维度上的“寡—寡—不寡”, 一个是分配维度上的“不均—均—不均”, 那么伴随两个维度上的公平感是如何变化的?经历了几十年经济增长的由“寡”到“不寡”和财富分配模式由“不均”到“均”, 再到“不均”的剧烈变动后, 民众的公平感知和评价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显然, 共同富裕并不是平均主义, 也不是“均贫富”, 目前的公平感现状将可能影响到从传统“均贫富”理念到共同富裕理念的过渡, 共同富裕的推行是否会使民众“均”的感受提高? ...

文化大革命时期国民经济状况研究述评

2008

Three revolutions l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

2021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三次革命(上)

2021

Social class self-positioning, income inequality and subjective perceptions of mobility (2003-2013)

2016

... 本文将中国人民大学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0、2011、2012、2013和2015年数据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 2006、2008、2013、2015、2017年数据进行合并, 获得跨度12年的重复截面数据, 以考察公平感在时期维度上尽可能长的变动性.并通过队列比较的方法, 使出生队列从时间维度上延展至建国以来的历史过程.为了保证模型稳定性, 本文保留了18~90周岁的调查群体, 在剔除缺失数据后, 获得CGSS数据45042个, CSS数据41702个, 共获得有效样本86744个.考虑到两份调查的抽样框不尽相同, 本文创建了一个二分类变量纳入模型以控制CGSS与CSS数据之间的差异性(陈云松, 范晓光, 2016).本文也对两份数据在2013和2015年的公平感进行了单独描述分析, 发现分布较为一致. ...

阶层自我定位、收入不平等和主观流动感知(2003—2013)

2016

Uncorrelated perception of mobilit: Is China under social immobility?

2019

无关的流动感知:中国社会“阶层固化”了吗?

2019

Evidence-based survey design: The use of a midpoint on the likert scale

2017

... 本文因变量是我国居民的公平感.该问题在CGSS中为“总的来说, 您认为当今的社会公不公平?”, 在CSS中是“您觉得在当前社会生活中以下各方面的公平程度如何?−总体上的社会公平状况”.CGSS的回答为1“完全不公平”, 2“比较不公平”, 3“说不上公平不公平”, 4“比较公平”, 5“完全公平”; 在CSS中, 2006年的选项为1“很不公平”, 2“不大公平”, 3“比较公平”, 4“很公平”, 5“不大确定”, 2008年中5为“不清楚”, 2013~2017中5表示“不好说”.为了计算和解释的方便性, 对10期数据进行重新编码, 将“说不上公平不公平”、“不清楚”和“不好说”合并为32（2关于利克特5分制量表, 只有当调查对象按照预期将中点理解为真正中性含义时, 中点存在才有实质性意义, CGSS五次调查中使用的中间点为“说不上公平不公平”, 我们咨询过调查员, 受访者会将其作为中间含义, 中间点具有实质性意义.在CSS调查中, 受访者在不确定时会倾向选择不大清楚、不好说或者不大确定(Chyung et al., 2017), 但在分析中删除不大清楚、不好说和不大确定三个选项与保留选项的结果无异, 因而本文保留了所有个案.）.即1“非常不公平”、2“比较不公平”、3“一般”、4“比较公平”、5“非常公平”. ...

1974

... ); 出生队列(世代)指的是出生在相同年代的一批人, 他们在相同的生命阶段经历了共同的社会变革和历史事件, 社会变迁在他们身上形成了集体历史烙印, 并逐渐产生缓慢的累积效应, 因此同一出生队列在主观感受和价值观念上就存有某种共性.相应地, 任何历史事件对生命历程的影响也依据队列所处生命阶段的不同而不同(Elder, 1974), 这造就了独特的“队列效应”或“世代效应”.公平感的队列差异本质上就是对社会变迁的主观反映, 也代表了个体成长经验效应, 包含了早期生命经验和后期连续暴露于历史和社会因素所带来的总体效应, 通过队列这个时间维度可以呈现国家力量、社会变革和历史发展对个体公平感的影响. ...

How important is methodology for the estimates of the determinants of happiness?

2004

... 本文的因变量公平感是定序变量, 分值越高代表公平感越强.对应的是序次Probit或Logit分层回归模型, 但线性分层模型的解释更具有直观性(Ferrer-i-Carbonell & Frijters, 2004).在分析过程中, 线性模型结果同logit模型结果近似, 考虑到序次模型结果解释比较复杂, 依照统计简约性原则, 本文采用线性分层模型进行分析(模型2的分层logit结果见网络版附录表1). ...

1978

... 由于年龄、时期和队列(APC)具有不同的内涵, 因此本文将考察公平感在年龄、时期和出生队列维度上的变化趋势, 同时考察趋势变化的群体差异.然而, 对公平感等主观心态变化的描述, 三种时间效应是糅杂在一起的, 在分析某种时间维度变化时, 必然会混入其他两种时间效应.由于年龄、时期、队列存在完全线性关系(时期 = 年龄+队列), 模型设计矩阵为非满秩奇异矩阵, 矩阵(X'X)不可逆, 因此无法求得模型参数唯一解, 即年龄−时期−队列(APC)模型存在“不可识别”难题(Fienberg & Mason, 1978).如果只考虑两种效应, 其暗含的假定是剩余的时间效应没有影响, 这种假设将导致模型设定有误, 最终结果有偏.为了解决APC模型“不可识别”问题, 近年来研究者们提出了一系列估计方法, 其中分层随机交叉模型(HAPC)较好的解决了三者共线问题(Yang, 2008).HAPC模型实质上是分层模型, 该模型将出生年份进行队列分组, 保证每个队列至少有两个及以上的出生年份, 这样年龄就可以被嵌套在出生队列和调查年份中, 该方法将调查年份和队列作为第二层变量, 而年龄作为第一层变量, 三者的共线关系被打破, 模型“可识别”.在分层模型中, 不同年份和出生队列的随机效应即代表了公平感在时期和队列上的波动趋势.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

Research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social justice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2020

社会公平感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

2020

Analysis on the evolution context and mechanism of the widening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in China

2019

... 社会学家什托姆普卡认为不同的社会过程因其时代、社会事件等不同而表现为不同的社会变迁形态,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可以考察其是否有发展和进步(彼得·什托姆普卡, 1993/2011), 社会进步意味着社会应该表现得更加公平.一些学者认为西方社会的经济发展没有带来相应的社会进步, 是一种“扭曲的发展”, 典型的表现是收入和财富分配严重偏斜(詹姆斯·米奇利, 1995/2009), 而经济不平等被称为“一种危险且不断增长的不平等” (沙伊德尔, 2018/2019).国家之间、地区之间、不同群体之间都存在不平等, 除了通过个人财富外, 教育程度、个人权利等也体现出不平等, 不平等引发了诸多社会和心理健康问题, 消除不平等是全球面临的难题.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的贫富差距也在不断扩大, 已经超过了基尼系数的警戒线(葛和平, 吴福象, 2019; 吴忠民, 2005; 孙立平, 2007).随社会变迁而来的公平问题是社会治理不得不面对的严峻挑战, “十四五”规划中明确提出“共同富裕”是新发展阶段的目标(王灵桂, 2021), 共同富裕的推进将直接面对这一世界难题.“共同富裕”以经济、社会的客观指标来衡量, 更重要的是受国民公平感受的影响. ...

中国贫富差距扩大化的演化脉络与机制分析

2019

Social fairness researches in perspectives of social class psychology

2015

社会阶层心理学视角下的公平研究

2015

"Equality" and social justice in Chinese history

2014

... 几千年中国文化有“均贫富”的平均主义心态(陆震, 1996; 王晓青, 2013), 是中国历史上的一种独特的社会正义.传统的公平观念被概括为“不患寡而患不均” (张志学, 2006; 周钦等, 2018).陆震认为“均贫富”是中国历史传统中很古老的平均主义思想, “均贫富”并非人人均等, 而是在等级内部的“均贫富”, 是建立在一定的社会阶级差别之上的等级平均主义.何蓉考察了中国历史上“均”的含义与社会正义观念的关系, 发现先秦时期“均”是明确的等级秩序, 贵贱高低不同所得惠利、所负义务有所不同(何蓉, 2014).孔子在《论语﹒季氏》中曾说, “有国有家者, 不患寡而患不均, 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 和无寡, 安无倾”.与孔子的思想类似, 孟子思想中的“均”也并非绝对平均, 而是在既定等级秩序下的整体上的合理、有度.但社会下层中一直存在实现绝对平均主义的愿望, 从唐朝中后期开始, “均”在社会思想和社会运动中变得显著起来, 农民运动的口号与纲领中出现了均分财富与土地的要求.历代农民起义中许多是以“均贫富”的绝对平均主义为主张唤起民众参与的, 如北宋王小波的“吾疾贫富不均, 今为汝均之!”, 明朝李自成起义喊出“等贵贱, 均田免粮”的口号(张宜民, 2020).“均贫富”观念与佛教传入中原有关, 佛教带来了超出人伦秩序的平等观念, 促成了唐宋以后中国社会的平等思想.因缺乏权利意识的平等而表现为追求财富平均分配的理想, 形成了对于等级、差异的道德义愤, 对于等级制度的破坏冲动(何蓉, 2014). “均贫富”的含义也从关注人伦秩序、社会团结变为强调分配结果的平均主义的理想的中国特有的稳定的社会心态结构, 所包含的社会心智或精神气质已经深深地植根于中国的文化与大众心态之中(何蓉, 2014).不同历史时期, 根植社会中的这种“均贫富”心态成为社会变革的动力, 也成为各个时期的社会风险.不同时期的统治者和管理者都意识到“不均”的危机, 在“均富”无法实现的情况下, 努力避免“不均”, 而“寡”成为可接受的了, 于是中国历史的变革都是在“寡”的背景下去求“均”, 多数时期由于社会成员多数为“寡”, “不均”就没有那么突出, 社会主观危机并不凸显. ...

... ).“均贫富”观念与佛教传入中原有关, 佛教带来了超出人伦秩序的平等观念, 促成了唐宋以后中国社会的平等思想.因缺乏权利意识的平等而表现为追求财富平均分配的理想, 形成了对于等级、差异的道德义愤, 对于等级制度的破坏冲动(何蓉, 2014). “均贫富”的含义也从关注人伦秩序、社会团结变为强调分配结果的平均主义的理想的中国特有的稳定的社会心态结构, 所包含的社会心智或精神气质已经深深地植根于中国的文化与大众心态之中(何蓉, 2014).不同历史时期, 根植社会中的这种“均贫富”心态成为社会变革的动力, 也成为各个时期的社会风险.不同时期的统治者和管理者都意识到“不均”的危机, 在“均富”无法实现的情况下, 努力避免“不均”, 而“寡”成为可接受的了, 于是中国历史的变革都是在“寡”的背景下去求“均”, 多数时期由于社会成员多数为“寡”, “不均”就没有那么突出, 社会主观危机并不凸显. ...

... ). “均贫富”的含义也从关注人伦秩序、社会团结变为强调分配结果的平均主义的理想的中国特有的稳定的社会心态结构, 所包含的社会心智或精神气质已经深深地植根于中国的文化与大众心态之中(何蓉, 2014).不同历史时期, 根植社会中的这种“均贫富”心态成为社会变革的动力, 也成为各个时期的社会风险.不同时期的统治者和管理者都意识到“不均”的危机, 在“均富”无法实现的情况下, 努力避免“不均”, 而“寡”成为可接受的了, 于是中国历史的变革都是在“寡”的背景下去求“均”, 多数时期由于社会成员多数为“寡”, “不均”就没有那么突出, 社会主观危机并不凸显. ...

中国历史上的“均”与社会正义观

2014

The urban-rural difference of doctors' trust and its mechanism: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the perspetive of the sense of fair

2020

医生信任的城乡差异及其形成机制——基于公平感视角的实证分析

2020

Perceived societal fairness and goal attainment: The differnet effects of social class and their mechanism

2016

... 社会公平要求确立一套分配资源和权利的客观标准和程序(俞可平, 2017), 但公平感是民众对社会公平程度的主观评价.不同的学者在讨论公平感时存在差异, 有的理解为是对公平的感知(sense of fairness) (Messé & Watts, 1983; 刘欣, 胡安宁, 2016; 郑雄飞, 黄一倬, 2020), 有的理解为是对公正的感知(sense of justice, perceived social justice, perception of social justice, justice perceptions) (胡小勇等, 2016; 薛洁, 2007), 有的理解为是对平等的感知(perception of equality) (栗治强, 王毅杰, 2014; 李路路等, 2012).本文的公平感指的是对社会总体平等状况的感受(sense of fairness). ...

社会公平感对不同阶层目标达成的影响及其过程

2016

Increasing individualism and decreasing collectivism? cultural and psychological change around the globe

2018

个人主义上升, 集体主义式微? ——全球文化变迁与民众心理变化

2018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s preferences for equality and equity across 13 individualistic and collectivist cultures

2019

... 1944~1946年队列公平感高于之前的出生队列, 1947~1949年队列略低于前一个队列, 但1950~ 1952年队列也接近1947~1949年队列, 我们把这三个队列看作队列的第一个高点, 这个时期出生的人成人初期正处于新中国成立后经济恢复发展、实行人民公社和单位制度时期, 也就是“寡且均”的时期.在这个历史阶段, 单位制度和人民公社为代表的社会制度提倡大公无私的集体主义精神, 集体主义文化强调将自己视为整体的一部分(Triandis, 2001), 人们通过群体来追求自身利益(Yamagishi, 1988), 与社会支持网络联系紧密(Huppert et al., 2019), 生命早期“均贫富”的社会经验使这代人公平感较高. ...

2009

Intergenerational sociology: A unique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the values and behavior patterns of the new generation in China

2020

... 在加入了队列层面变量后, 公平感的队列效应依然显著.从生命历程的范式角度讲, 队列效应(或曰世代效应)反映了每一出生队列独特的生命历程, 而生命早期的社会环境尤其能够影响个体发展和价值观形成(李春玲, 2020), 代际社会学就特别强调每一队列生命早期的社会经验对其价值观形成产生的重要影响.因此本文尝试结合各出生队列在生命早期遭遇的社会“寡”、“均”变化的经历对公平感的队列差异予以分析.图4可以看到几个明显的分界点, 1909~1931年队列公平感极低, 1932~1943队列虽高于前一队列, 但整体都比较低, 1943年及以前出生的队列在对公平有所体验的成人早期正处于建国前后到大跃进的时期, 这些队列的成人初期是经济水平较差的时期, 也就是“寡”的时期, 小时候和成年初期“寡且不均”的生活经历可能影响其一生的公平感知. ...

代际社会学:理解中国新生代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的独特视角

2020

Income inequality and distributive justice: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urban residents view of equity in transitional China

2012

... 由于本文主要探讨公平感在时间维度上的变化, 因此年龄、时期和出生队列是核心自变量.已有研究对年龄和公平感之间的关系存在争议, 有学者认为年龄大的人更倾向于对不公平行为持正向态度(张海东, 毕婧千, 2014), 但有学者则认为, 受到计划经济时期平均主义政策的影响, “年龄较大的人认可较少的不平等, 因此其公平感会低于年轻群体” (李骏, 吴晓刚, 2012), 还有学者认为公平感同年龄的关系是非线性的, 老年人和年轻人的公平感要高于中年群体(怀默霆, 2009).为了验证两者的关系, 本文使用年龄以及年龄平方作为自变量, 以验证年龄同公平感是否存在非线性关系3（3本文也分别使用了年龄的开方和3次方进行拟合, 发现纳入年龄及其平方项拟合效果最佳.）; 时期变量包括2006、2008、2010、2011、2012、2013、2015、2017年共8个调查年份; 为了能够考察中国社会从建国初期的“寡”、到社会主义建设中对于“寡”的改善, 再到改革开放后逐渐实现“不寡”的历史阶段, 本研究用队列分析来覆盖历史时期.除了1931年之前出生以及1995年以后出生的样本量较少, 因此各自合并成一个出生队列之外, 其余每3年合并为一个出生队列, 共获得23个出生队列.每3年作为一个队列既保证了模型可识别性, 也尽可能呈现不同出生队列的变异特征. ...

收入不平等与公平分配对转型时期中国城镇居民公平观的一项实证分析

2012

"Fear of inequality, but more fear of unfairness”: Sense of fairness and consciousness of conflict in the period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2012

“患不均, 更患不公”——转型期的“公平感”与“冲突感”

2012

Which generation is happier? An age-period- cohort analysis on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Chinese residents

2018

哪一代人更幸福?——年龄、时期和队列分析视角下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变迁

2018

Analysis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valuation on social justice of Chinese people in the past ten years

2016

近十年来中国公众社会公平评价的特征分析

2016

The sense of social fairness:Structure and trend——An analysis of the trend of public social fairness between 2006 and 2017

2019

... 无论是微观还是宏观研究视角, 多数都是对公平感以及影响因素的静态考察, 而近年来有学者开始注意到公平感变迁的问题, 例如有学者关注了公平感结构和公平感总体评价的变化，分析了2006到2017年的CSS数据, 发现对社会公平的总体评价在2013年出现下降后又上升(李炜, 2019)；还有学者根据CGSS 2005和2015年的调查分析了市场化与公平感变化之间的关系, 发现民众的结果公平感在10年间有明显提升, 机会公平感则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许琪等，2020).少量研究所得到的结论存在不一致, 而且也没有反映“均”“寡”的现实变化对公平感的影响. ...

社会公平感:结构与变动趋势(2006-2017年)

2019

Perception of income fairness, prospect of mobility and preference for redistribution—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CGSS 2013

2019

收入公平感、流动性预期与再分配偏好——来自CGSS2013的经验证据

2019

The value basis of reform and innovation of China’s social policy: On social justice and social policy

2019

... 社会公平体现了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 是衡量社会进步的重要尺度(李迎生, 2019), 实现公平、正义是民众的需要, 也是社会治理的目标.公平、正义是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的重要议题, 相关的概念还有平等、公正等.平等(equality)指人们享有同等的人格、基础资源、基本权利、重要能力和社会地位无差别的结果或状态, 是拥有“社会基本品”的平等.按照罗尔斯的观点, 公平与正义是不可分割的, 公平(fairness)就是按照相同的原则分配公共权利和社会资源, 将平等的结果和公平的程序完美结合起来的理想状态便是社会正义(俞可平, 2017). ...

中国社会政策改革创新的价值基础——社会公平与社会政策

2019

Analysis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hinese people's sense of justice in the transition period

2014

转型期中国民众公平感的影响因素分析

2014

Perception of income fairness: A sociological new institutionalist explanation

2016

中国公众的收入公平感:一种新制度主义社会学的解释

2016

1996

Effect of group membership on unfairness perception under coexperience conditions

2021

群体共同经历影响不公平感知

2021

Views of Chinese citizens on current inequalities

2009

... 通过HAPC模型分析可以获得居民公平感在年龄、时期和队列上的变化.年龄效应与个体生命周期有关, 在控制了时期和队列效应后, 并不会受社会财富多寡和分配均与不均的影响.年龄与公平感是一种非线性关系, 居民公平感随着年龄的增长呈现类似“J”型结构, 中年群体比年轻群体和老年群体的公平感更低, 这与怀默霆(2009)的研究结论一致. ...

中国民众如何看待当前的社会不平等

2009

The impact of interrupted education on subsequent educational attainment: A cost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2002

... 需要明确的是, 很多宏观因素并不容易被测量, 本文也只是选用了人均GDP、市场化指数、出生人口规模等几个可以量化的指标.本文主要是借鉴了生命历程视角, 尝试结合建国以来中国社会财富分配的“均”与“寡”变迁过程为公平感的时间变化提供一种解释思路.然而个体不会只受到社会财富“均寡”一种事实的影响, 一系列历史事件和社会政策都会对生命结果产生长期影响, 这在个体生命早期经验中尤为突出.比如1940年之前出生的队列, 不仅仅面临“均”“寡”的问题, 而且这些建国前出生的队列在儿时和青年阶段也经历了动荡的战争年代, 这直接影响了他们接受教育、组建家庭、婚育以及工作, 生命角色转变的延迟、机会丧失经历导致的累积劣势有可能降低他们的公平感知; 再比如在1959~1961年出生的队列恰逢三年自然灾害, 这种不幸经历同样会干扰其后续的发展, 加重了该队列的不公平感; 而1962~1964年队列出生时则错开了灾害时期, 而且其成年步入社会时“十年动乱”也结束了, 社会再次趋于稳定, 虽然该队列在成人初期同样面临逐渐“不寡且不均”的变化, 但其公平感却较高; 再比如“文革”等政治运动和“上山下乡”政策对建国前出生的高级知识分子的负面影响更大(Meng & Gregory, 2002), 这些历史事件改变了知识分子的人生轨迹和发展机遇, 也降低了他们的公平感.生命历程中的社会政策和历史事件都能够对个体生命结果产生结构性影响, 这些就可能体现在对公平的主观感知上. ...

Complex nature of the sense of fairness: Internal standards and social comparison as bases for reward evaluations

1983

The Sociology of Social Change (J. R. Lin, Trans.)

2011

The effect of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on follower performance and satisfaction: The mediating role of psychological capital an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procedural justice

2012

变革型领导对员工绩效和满意度的影响:心理资本的中介作用及程序公平的调节作用

2012

Estimating educational equality between regions and genders in china —— based on gini coefficients of education from 2002 to 2012

2014

中国地区间与性别间的教育公平测度:2002-2012年——基于人口受教育年限的基尼系数分析

2014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reasons of the widening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in China

2007

我国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特征与原因

2007

Fairness or benefit? the effect of power on distributive fairness

2019

公平或是利益?权力对分配公平感的影响

2019

Analysis of ethnic education access and sense of employment equity——Basing on the 2017 and 2019 Chinese social survey data

2020

少数民族教育获得与就业公平感的分析——基于2017年和2019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

2020

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 and personality

2001

The great leveler: Violence and the history of inequality from the stone age to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P. F. Yan, Trans.)

2019

不平等社会——从石器时代到21世纪, 人类如何应对不平等(颜鹏飞译)

2019

Achieving common prosperity: A new goal in the new development stage

2021

实现共同富裕: 新发展阶段的崭新目标

2021

2019

On the justice thought of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its conversion to modern value

2013

传统文化中的公正思想及其现代价值转换

2013

Reference groups, relative position and micro-perceptions of distributive justic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between permanent migrants and floating population in Chinese metropolis

2019

参照群体、相对位置与微观分配公平感——都市户籍移民与流动人口的比较分析

2019

Current situation and tendency of social justice in China

2005

中国社会公正的现状与趋势

2005

Income inequality in today’s China

2014

... 在时期上, 从2006到2017年的十多年间, 我国社会都处于前述的“不寡且不均”阶段, 2006到2008年公平感呈现上升, 2010年出现下降, 2011年有所回升, 2012~2013年连续两年下滑, 2015年和2017年渐回升到接近2008年的水平.为了考察这段时期“不均”对公平感的影响, 模型3引入市场化指数、基尼系数以及人均GDP等宏观变量, 基尼系数和人均GDP没有统计显著性, 市场化指数与公平感显著负相关(β = −0.016, p < 0.001), 且时期效应也变成了边际显著(β = 0.014, p = 0.059), 市场化程度带来了更深的贫富差距, 社会变的更加“不均”, 降低了公平感.我国经济在2006~2008年及以前连续多年快速增长, 促进了就业和收入的增加, 迅速脱“寡”的效应在一定程度上使“不均”的问题没有凸显, 也可能是因为中国人本身对不平等有很高的容忍度(Xie & Zhou, 2014), 公平感出现了上升.2008年后全球性经济危机出现, GDP增速回落, 经济发展速度下行、就业难度增加、贫富差距扩大以及房价飙升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使“不均”的问题显现, 公平感下降.2015年以后中央对于社会保障建设的力度不断加大, 有效促进了社会公平, 可能是公平感出现回升的重要原因. ...

Mechanisms and measures of the public’ sense of income unfairness: Dual viewpoint of reference dependence and loss aversion

2016

民众收入不公平感的机制与对策——基于参照依赖和损失规避双视角

2016

Marketization and change of perceptions about distributive justice in China: 2005-2015

2020

市场化与中国民众社会公平感的变迁:2005-2015

2020

Investigation on some citizens’sense of justice in China

2007

关注公民公平感——我国部分公民公平感调查报告

2007

Exit from the group as an individualistic solution to the free rider problem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1988

Social inequalities in happiness in the United States, 1972 to 2004: An age-period-cohort analysis

2008

2014

Rethinking equality, fairness and justice

2017

重新思考平等、公平和正义

2017

Chinese farmers perceptions of justice: An analysis based on a survey about village elections

2010

中国农民的公平观念:基于村委会选举调查的实证研究

2010

The alienation of city residents: Based on data of 2010 shanghai survey

2014

城市居民疏离感问题研究—以2010年上海调查为例

2014

Social justice, institutional trust and public cooperation intention

2017

... ; 张书维, 2017), 随着社会心理学对于社会阶层问题的关注, 也有学者开始关注宏观的社会公平对个体心理的影响(郭永玉等, 2015). ...

社会公平感、机构信任度与公共合作意向

2017

... ; 张书维, 2017), 随着社会心理学对于社会阶层问题的关注, 也有学者开始关注宏观的社会公平对个体心理的影响(郭永玉等, 2015). ...

The appeal of the slogans of peasant uprisings in the ancient China and its historical enlightenment on the reconstruction of social order

2020

历代民变口号诉求对社会秩序重建的启示

2020

The sense of fairness of employees in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n my country structure and cause analysis

1992

我国国有企业职工的公平感结构及成因分析

1992

For the Chinese concept of distributive justice

2006

中国人的分配正义观

2006

The third-party perspective of organizational justice: Research perspective, content and design

2018

第三方组织公平:研究视角、内容与设计

2018

The effect of fairness perception on peasants’ participation in new rural pension insurance program—Evidence from 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2020

社会公平感知对农村养老保险参与行为的影响——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实证研究

2020

How to make justice judgment of multiple referents: Bandwagon effect and snob effect

2015

参照对象信息对分配公平感的影响:攀比效应与虚荣效应

2015

To worry more about unequal distribution of wealth than poverty——Impact of relative living standard on mental health among Chinese population

2018

不患寡而患不均——相对生活水平对居民心理健康的影响

2018

The internet and justice perception: A paradox and explanation

2018

网络媒介与主观公平感:悖论及解释

2018

“均”与“寡”阶段性变动下中国居民公平感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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