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1899-1973年）
第一部分，古今之争：崇古vs崇今。17世纪初-18世纪末随着自然科学兴起，人们不再像人文主义者那样推崇古代。培根等自然科学家认为希腊人的科学只是一种演绎证明的科学，只有沉思，没有实践。而现代科学不仅能认识自然，更能改造自然。因此，他认为现代人远胜过古代人，开启了古今之争。
17世纪末法国文学界爆发古今之争。一方推崇荷马（崇古派），另一方贬斥荷马（崇今派）。看似只关乎文学作品的评价，实则是如何比较古代价值与现代价值。这场论证旷日持久，对现代欧洲影响深远。佩罗在《古人和今人对比》（1688）中宣称荷马或许曾经是伟大的诗人，但缺陷明显，即构思粗鄙；情节松散；风格粗野；人物丑陋。在他看来，知识和典雅的风格与历史发展成正比，今人一定胜于古人。布瓦洛则认为荷马依然是至高的荷马。他在写作技艺上是一流的，现代诗人没有一个是荷马的对手。1715年，古典学者特拉松神父加入论战，他主张以新科学裁决古代哲学。认为古代经典并不具有永恒不变的价值，荷马不知道科学理性常识，是不值得原谅的。杜博希望在崇古派和崇今派之间进行调和。他认为今人在哲学和科学上上更胜一筹，在基于情感和想象的文学和艺术领域却未必如此。然而，这种观点仍然持一种进步论的优越感。
随着启蒙运动的发展，崇今派进一步取得优势。伏尔泰的《哲学辞典》中暗含崇今派观念。在他看来，不仅在自然科学领域，而且在精神哲学和政治哲学方面，现代都更高。“古人和今人之争至少在哲学领域里已经得到了解决。今天，在文明开化的国家，没有人再用古代哲学家的论述来教育青年。”（《路易十四时代》）
1726年，英国人斯威夫特出版《格列佛游记》是对古今之争的隐喻，阐述崇古意识。其中描写的小人国就是光荣革命英国，虽然自然科学发达，却只在乎商业利益，丧失德性。而大人国是古代开明的君主制国家，那里的人不仅身材高大，而且心性淳朴。用天文学的方式处理国家事务的飞岛奠基于自然理性，但对人的幸福和德性没有任何用处。而格列佛在慧骃国与一些马相处的故事更是要说明现代国家看起来比马匹理性，但只是用理性助长自身罪过，导致道德低下。虽然斯威夫特的作品给崇今派以沉重打击，但未阻止历史的步伐。崇今派还是胜利了。
吴老师指出，历史地看，崇今派的胜利也是现代性的胜利。但现代的发展也带来相当多的致命问题，对于这些问题西方有少数哲学家敏锐地意识到了。因此，接下来要探讨他们对于现代性的批判。
《格列佛游记（英文版）》，译林出版社
第二部分，尼采、海德格尔、施特劳斯的现代性批判。
尼采感受到欧洲精神的没落，认为现代西方危机的本质就是现代性的危机，即对现代秩序的颠倒。在古代，主人道德支配，主人统治奴隶。在现代，奴隶道德支配，奴隶反对主人。这种奴隶道德表现在低贱的反对高贵的，而它的结果就是高贵的死亡，是末人的时代。而现代性的罪魁祸首是基督教，因为后者宣称只有谦卑而非高傲的人得救，它的逻辑是奴隶道德僭越主人道德。是主人向奴隶的投降，力量向虚弱的投降。追究其思想根源，则是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开始，他们为了安抚民众对生命无常的恐惧，编造出德性即幸福、灵魂不朽之类的神话。尼采认为幸福靠得是力量，而不是德性。因此他提出的解决方案（方案A）：回到前苏格拉底。要克服现代性的危机，必须克服基督教及其思想根源柏拉图主义，返回前苏格拉底的哲学世界当中。在那里，哲学家一方面节制知识的冲动，为希腊悲剧的创造留下广阔的空间。另一方面保持求真意志，不为民众偏见左右。
海德格尔对现代性的诊断延续了尼采，认为现代性的根本问题在于虚无主义，即认为设定的价值已经坍塌。尼采的“上帝死了”就是指西方从柏拉图以来建立的价值丧失了。而上帝被人杀死，归根结底源自于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冲动。自巴门尼德起，西方人总是在存在之上设置一个永恒不变的存在者作为价值指引。当人们突然发现“存在”是人为设定出来的，因此不再相信。在海德格尔看来，尼采看到了西方的问题，但仍存在局限。尼采的权力意志和永恒轮回意味着把存在当成价值，把真理当作权力意志，将形而上学推向了顶峰：价值的形而上学使主体性地位更高，进一步遗忘了存在。海德格尔认为尼采对虚无主义的克服，走向更深的虚无。并提出了新的解决方案（方案B）：天地神人。海德格尔认为必须返回到前苏格拉底的诗的境界之中。在那个阶段，没有对存在的遮蔽和遗忘，甚至也不是绝对的去蔽，而是天地神人，是遮蔽与去蔽的相互彰显。人得以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不再追求任何在存在之外的价值。
施特劳斯延续尼采、海德格尔对现代的批判，认为现代性的最大症状在于颠覆古代。好的评判标准，在古代是古老，在现代是新，从而创新胜于守旧。每个阶段都会被否定，一切转瞬即逝，一切随着历史消解。因此，这一逻辑的发展结果就是彻底的虚无主义，即不承认世界还有任何好坏和是非的标准。施特劳斯彻底质疑近三四百年来的西方思想学说是一切智慧追求的起点，认同斯威夫特《格列佛游记》中的隐喻。他提出要重新检讨17世纪的古今之争，要立足于古代的视野检讨和克服西方现代性问题。因此，他提出新的解决方案（方案C）：回归古典政治哲学。
吴老师指出，尼采和海德格尔都主张回到前苏格拉底，但施特劳斯却极力主张回到古典哲学，特别是苏格拉底、柏拉图-色诺芬的政治哲学，在他看来，不仅尼采而且海德格尔的哲学都未能解决虚无主义的问题。那么施特劳斯为什么认为应回到古典政治哲学，且将古典学与古典政治哲学等同起来？第三部分就这一内容进行讲解。
第三部分，施特劳斯学派的古典学研究。
施特劳斯力图回归古典政治哲学，认为现代哲学与政治危机重重，根本上是由于哲学的走火入魔。哲学的本性是自由的求知，不受习俗的约束，与政治对立，而现代哲学则是公共政治的武器。唯有古代将哲学变成政治哲学，才能避免哲学对政治的伤害。他认为古典哲人同时采取两种方式写作，即显白教导与隐微教导。前者用于对民众的教育。后者潜藏于文字表面之下，只有少数人能够领会。施特劳斯在《犹太哲学与现代性危机》中谈到“哲学旨在以知识取代意见，但意见却是政治社会或城邦的要素，因此哲学具有颠覆性，哲人必须以这样的方式来写作：改善而非颠覆政治社会。换言之，哲人思想的美德在于某种癫狂，但哲人之公共言说的美德则在于温良。”而现代政治哲学拒绝隐微教导的写作方式，结果将现代哲学和政治带入不归路。施特劳斯的古典政治哲学重新将政治引入到原初的前哲学社会中，他与现代政治哲学决裂，走一条政治的去哲学化的路线。他认为政治哲学是第一哲学，苏格拉底-柏拉图只关心政治，不是形而上学家，而是政治哲学家。综上所述，施派古典学的基本研究方法有以下三种：1.坚持政治哲学解读，轻视形而上学解读。即便提到后者，也服务于政治哲学。2.注意显白-隐微的区分，强调文本细读，以及对习俗的改善和非革新。3.坚持戏剧说。认为柏拉图的对话都是戏剧，不同角色在城邦政治中进行道德角逐，而柏拉图自己的观点隐藏在戏剧之中。
《犹太哲学与现代性危机》
第四部分，施特劳斯学派古典学研究的得与失。
最后，吴功青老师总结了施派研究的得与失。施派研究之所得：施特劳斯学派沿袭尼采和海德格尔的问题格局，将虚无主义定义为时代的根本问题，在古今之争的视野之下重启古典研究的现代意义，一改其时古典学和思想史研究之疲态。不同于传统的古典学，施派对古典学的研究，以政治哲学为核心导向，这对于我们重新认识政治的价值，政治和哲学的复杂关系，具有重要的启发。不仅如此，施派强调通过古典哲人的政治思考，以矫正现代政治和哲学的问题，特别是现代启蒙价值的问题。这一思考，对于我们反思现代性的问题，进而思考古典价值的现代意义，亦具有重要的开创作用。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施特劳斯学派的古典学研究对于我们中国人对西方的系统认识意义重大。但施派也存在一些问题。
施派研究之所失：施派古典学的出发点为古今之争，他们敏锐地发现了现代性的问题，希图在古典哲学中寻求解决方案。但问题在于1.古代是否高于现代？回到前哲学的政治是否可能？2. 苏格拉底-柏拉图等古典哲人的思考的确具有很强的政治哲学维度，但并不意味着他们不是形而上学家。相反，形而上学问题始终是古典哲人思想的核心关切。施派古典学将政治哲学树立为古典哲人的核心问题，常常弱化甚至祛除了古典自身的复杂性。3.施派常常夸大对文本隐微含义的解读，夸大戏剧形式在柏拉图对话中的作用。这些缺陷在施特劳斯弟子的身上表现得愈加突出。有鉴于此，国内施特劳斯学派的古典学研究应仔细研讨学派的得失，以图更好的发展。
文字整理：冯馨乐
图片摄影：韩彩莹
吴功青，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历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明德青年学者，中国古典学会理事。研究领域主要包括教父哲学、文艺复兴哲学、近代哲学，为学生开设“西方哲学史”、“柏拉图的《理想国》”、“但丁的《神曲》”、“中世纪哲学”、“文艺复兴哲学”、“希腊语基础”等课程。著有《上帝与罗马：奥利金与早期基督教的宗教-政治革命》（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6月）、《等待复活》（与徐诗凌合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4月），在《北京大学学报》、《世界哲学》、《哲学动态》、《读书》等核心期刊发表论文近2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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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朱彩莲返回搜狐，查看更多